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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赴瑞安乐死的日本女人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最后一刻,在巴塞尔安乐死机构lifecircle的病房中,爱娜犹豫了。 Kaoru Uda/swissinfo.ch

爱娜从小就患有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这位日本女性不久前来到了巴塞尔,打算借助安乐死机构的帮助结束生命,然而,这次旅行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考验。

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10月15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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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娜用吸管把液体从杯子里吸起来,她的父亲捏了捏她的手,他的眼睛红红的,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但他强忍住自己,因为他舍不得移开目光。

只是一滴而已,苦涩的味道便在爱娜的舌头上蔓延开来。

然后,父母的面庞闪现在脑海里,还有她的两个姐妹和她的狗。她满脑子都是生活中的片段和那些不求任何回报爱她和保护她的人,令她无法把这些液体咽下去。

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的呼吸变得急促,她咳嗽起来。

如果药物不被一次性吞下,会带来致命的影响。“怎么了,爱娜?”陪同医生Erika Preisig担心地问。爱娜啜泣着说:“我无法停止想我的家人。”

不治之症

爱娜与她的父母住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地区。她的生活起居要完全依赖母亲。腿部从大腿往下不再听使唤,手臂从肘部往下不能动,除了右手手腕还能活动。她也无法站立或行走。

爱娜30岁,直到14岁,她已经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20岁以后她的大部分时间在医院中度过,然而没有任何治疗方法有效果,后来医生告诉她,她没有被治愈的希望了。

爱娜只能靠轮椅活动,她与外界联络的唯一途径就是她的智能手机。 Kaoru Uda/swissinfo.ch

她的这个病只要按时服药,就不会危及生命,但这也是最残酷的,不像癌症晚期还有个尽头,而她却不知道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她只能存在并一直存在下去。

她脑子里萌生的自杀念头也是如此,来了就一直存在着,只是,她的身体状况令她根本无法实施自杀的举动,安乐死在日本是违法的,任何人辅助别人自杀都会受到惩处。

2019年9月,爱娜向瑞士安乐死组织lifecircle提交了申请。一个月后,她得到了批准。

她的病“扰乱了父母原本的生活计划,”她几乎满怀羞愧地说。她的母亲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母-还有她。她的父亲是一名直升机飞行员,53岁就退休了,这对飞行员来说并不罕见,但为了能够支付她高昂的医疗费,他又在私营机构找了一份工作,一直工作到67岁。

“如果没有我,我的父母会有不一样的生活,要不是因为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本可以去旅行并做着自己喜欢的事。”

当她在2019年2月将自己想通过安乐死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告知家人时,他们都极力反对,并恳请她一定要再考虑一下。

但爱娜还是与巴塞尔的安乐死机构订好了日期,原定的日子是2020年3月,但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计划。而她的父母在此期间依然没有改变想法,他们仍jiu反对她这样做。

在她来巴塞尔之前的六个月里,她的两个姐妹每个周末都会从邻近的县城回到家中,因为她们想尽可能地多陪陪爱娜。

爱娜说:“我不想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那么关爱我的家人的意愿之上。”

她想死的心始终未变,但她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在逐渐屈从于家人。

夏天到了,旅行限制放宽了。最后,她的父母跟她说:“我们不能要求你为我们活下去,我们不同意,但我们也不反对你这样做。”

爱娜安乐死的日期最后定在9月2日。

离开时,母亲和两个姐妹为他们送行。母亲哭了,她决定留在日本不随行,因为她无法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死去。

我是不是很自私?

8月31日,经过长途旅行,她来到了巴塞尔。Erika Preisig医生来到酒店与她会面并问了一系列关于她的病史和她为什么想寻求安乐死的问题。爱娜回答完之后很坦诚地告诉她,她很担心自己的父母。

爱娜与Erika Preisig医生在交谈中,问到关于对安乐死病人家属的情感关怀问题。 Kaoru Uda/swissinfo.ch

这次谈话持续了四十分钟,Preisig最后说:“根据你的病史和精神状态,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你的安乐死申请”。

爱娜松了一口气。后天她将在lifecircle安排的地方服用致命剂量的药物,一切终于可以结束了,她这么想。

但她觉察到,和她住在同一个房间的父亲变得非常沉默,而且会偷偷地哭泣。半夜的时候,他开始颤抖,她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我想死,是我很自私?或者,他们不让我死,是他们很自私吗?”

在最后的日子到来的前一天晚上,躺在父亲旁边的爱娜彻夜难眠。父亲对她死亡的恐惧让这个简陋的酒店房间充盈在不安之中。

“你还没有准备好”

 第二天早上,爱娜和她的父亲在酒店大堂的咖啡桌前等待出租车,父亲脸上紧张的情绪溢于言表。

来到巴塞尔附近lifecircle的安乐死实施地点,爱娜与Preisig医生在一张桌子前坐下。Preisig问她:“你准备好了吗?”

“我还不确定,”她回答。

医生看起来很担心,她问:“是因为你的父母吗?如果你自己也不确定要不要死,那么你就不应该这样做。”

泪水从爱娜的眼睛里夺眶而出,“如果只为我自己,我肯定会死。但我总是想着我的父母。”

Preisig转向爱娜的父亲,说了同样的话。这位父亲说:“如果她想死,那我就得尊重她。”

对话持续了大约20分钟,爱娜做出了决定,“我要死,我要这样做。”她在父亲的帮助下爬上了躺椅。

他的父亲站在她旁边,他握着女儿的手,面带无力的微笑。“我尊重你的决定,”他也感谢她来到自己的生命里。

摄像机打开了,姓名、出生日期和死亡原因。爱娜强忍泪水,对着镜头一个一个地回答了所有的问题。

Preisig递给爱娜一个装有致命剂量戊巴比妥钠的杯子。为了这一刻,她已经苦苦等了五年,现在终于等到了。

她再次尝试,她吸了一口,但液体并没有被吸到到她的嘴里。

Erika Preisig医生说:“你应该回到你的亲人身边,你还没有做好准备。”

一定会有后悔的那一天

爱娜决定返回日本,她在lifecircle的安乐死房间中等待出租车。 Kaoru Uda/swissinfo.ch

“真的吗?”爱娜哽咽地问。Preisig平静地回答:“你不愿意这样对待你的父母,命运告诉你,你应该再活一段时间。”爱娜说:“好吧。”他的父亲过来把女儿搂在了怀里。

他将把她带回去,带回家去。

“我知道一定会有那么一天,我会后悔今天没有死去,”爱娜说。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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