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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博物馆里的性别平等斗争

“我的作品就如大自然,生生不息”

一直以来,薇薇安·苏特(Vivian Suter)显得默默无闻,艺术界过了很久才再度意识到她隐没的才华。她荣膺2021年梅拉·奥本海姆奖(Prix Meret Oppenheim)--瑞士最重要的艺术奖项。当她在80年代初离开瑞士时,艺术界的人表示不理解,并很快表现出对她的不屑。如今反观她当时激进的决定,似乎那是一名艺术家完全合乎情理的行为。 Zuma Press Inc / Alamy Stock Photo

许多艺术家现在对气候变化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艺术市场的关注,或是希望在可持续发展的新背景下将两者结合起来。因此,在年轻一代人眼中,薇薇安·苏特(Vivian Suter)是一位励志榜样。她的创作方式既尊重环境,又不折损艺术效果;在其他人眼中,她是一位独立而强大的生态女权主义者。

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11月14日 - 09:00
Julie Enckell Julliard

不过,近几十年来,这位1949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的瑞士艺术家,一直生活在阿蒂特兰湖(Lake Atitlán)热带雨林中的一座火山旁边,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直到近期,薇薇安的几幅画作才被知名的芝加哥艺术学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买下,她本人受邀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终于,她的时代来临了。

不仅如此,她独特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她那种与世无争的归隐心态令人感到好奇。策展人感觉好像发现了一座隐藏的宝藏,仿佛发现了一个以前不为人知的鸟类物种。

薇薇安·苏特的作品回顾展将于11月6日在卢塞恩市美术馆(Kunstmuseum Luzern)开幕,这名艺术家将与策展人范尼·费策(Fanni Fetzer)公开对话(下午1点)。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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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苏特的作品回顾展将于11月6日在卢塞恩市美术馆(Kunstmuseum Luzern)开幕,这名艺术家将与策展人范尼·费策(Fanni Fetzer)公开对话(下午1点)。展览将持续至2022年2月13日。

虽然她的初衷是从零开始进行艺术创作,不受任何外界影响,但薇薇安·苏特的画作是文化积淀和自然底蕴的结合体,其中包含了美国表现主义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显然,她从敬爱的母亲、艺术家伊丽莎白·怀尔德(Elisabeth Wild)(1922-2020)那里继承了一些卓越的能力。

以下采访内容取自我们之间的Skype视频对话。她身处丛林深处的漂亮房子里,我则在日内瓦湖边。我们俩的英语水平都比较有限,只能通过收集图像、轶事和数字,设法展现这位迷人艺术家的生活和作品。四十年前,她选择与狗和植物为伍,而不是出入于瑞士策展人的交际圈。

弗拉维奥·卡勒 Flavio Karrer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作画时你一般从何处入手?会不会先画个草图?一般要画多长时间才能达到满意的状态?

我尽可能地保持开放的创作心态。我确实会画草图,但很少刻意这么做。我会同时创作不同的画作。有时候,平行创作的画作数量非常多。然而一旦画完,我很少会去返工。有时我会觉得作品不够完美,但我选择不立刻修改,而是过段时间再来看一遍。

是否有作品令你感到惊喜?

有的,如果有作品能带来惊喜,我会非常开心。有时我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必须拿着手电筒下山,等到第二天再来仔细端详我创作的作品。

如果你对作品不满意,会直接把画布扔掉吗?

不,我不会,我只是把它放在一旁,过段时间再来看看。有时候,当我在次日回顾作品时,那些起初最不满意的作品反而成了我最喜欢的作品。

你如何在70年代的概念艺术风潮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我创作了不同形状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体积都很大,在瑞士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后来我离开了瑞士,因为我觉得自己必须进一步探索。于是我决定在危地马拉定居,在这里生下了我的儿子。后来我的母亲也来到这里生活。

这也改变了我的创作方式。我无法延续自己在瑞士时的那种艺术创作方式。外在表现形式固然重要,但我希望更加聚焦于内在。此外,我很难运输原先那种画作,因为涉及到使用集装箱,过程会很复杂。所以我开始使用当地能找到的材料,比如画布和颜料,但我依然时不时需要从国外带一些材料过来。

你生在南美洲,搬回到这边土地上是一项重大决定。这么做是为了寻找你在巴塞尔找不到的自由吗?

是的,没错。我不喜欢原来工作中的社交环节,比如参加各种艺术活动的开幕式。当我来到危地马拉时,我并没有多大的名气。我不怎么举办展览,但我一直在坚持创作。

20世纪70年代,许多艺术家都崇尚回归自然。你选择在一个热带树木环绕的花园式工作室里安顿下来。

当我搬进森林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不想受到外界的影响。我希望一切从头开始。

摄影:弗拉维奥·卡勒 Flavio Karrer

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的女儿,你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女性艺术家,并选择在危地马拉定居。对此,你有何感想?

1981年我在米兰的Diagramma画廊展示作品时,我记得当时女性艺术家很少。我确实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女权从未成为我的创作主题。由于当今社会充斥着大男子主义,我对女权主义的感触变得愈发强烈!

在你沮丧失落时,是否觉得父权社会并不鼓励女性从事艺术工作?

并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受到鼓励。我生于一个女性艺术家辈出的家庭。我的曾祖母就是一位艺术家。我从小就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中耳濡目染,母亲便是我的榜样。我在19岁时举办了自己的首个展览。

为什么你最终会感到如此孤立?

瑞士艺术界日渐将我边缘化,是因为我离开了瑞士,而并非因为我是个女人。外界对我的决定持非常负面的看法。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离开瑞士,毕竟我很早就在首次个展中取得了成功。他们告诉我:你已经“出局”了。因为我离开了这个圈子,因此我不应该再有所期待,这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我想向他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但这花了我三十多年时间......

当我们审视你的艺术作品时,它似乎很接近70年代的审美,包含了对于自然、纺织品、色彩、嬉皮士风格的理解。你与嬉皮士运动有何种关系?

我很早就结婚了,当时我才19岁。也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自立门户,但我和我丈夫都不是嬉皮士。

拉美前卫艺术和魔幻现实主义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

我在墨西哥、危地马拉、阿根廷和圣保罗认识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艺术家。也许拉美文学艺术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要大,因为我的祖母也总是给我讲很多故事。

工作室,摄影:弗拉维奥·卡勒 Flavio Karrer

你的作品回顾展“薇薇安·苏特:森林之内(2018)”在芝加哥艺术学院举办,展览的高光时刻在于,你的作品首次被知名机构买下。

当艺术学院的收藏团队来考察我的作品时,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买了很多我的作品,大约有17件,然后我们共同展示了这些作品。但在此之前,他们仔细审视了这些作品,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们能够看中这些作品。

作为生活在森林中的艺术家,你如何看待美术馆这种场景?

能够在不同于创作地点的环境中看到自己的作品,这种感觉非常好。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创作尺幅更小的作品,那样不是更方便出售吗?我心里想:不行,我热爱创作大幅作品,一定会有美术馆愿意收购它们。这种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中,就像一个梦想,如今这个梦想正在成为现实。

沐浴在阳光下画布:风、泥和雨是苏特作品中与颜料同样重要的元素。摄影:弗拉维奥·卡勒 Flavio Karrer

如今你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反观当初默默无闻的创作阶段,那时候你是否感到彷徨无助?

是的,有过那样的时刻。当时我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认可,但凡是对我的评价都比较负面,因此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来坚持创作。不得不说,这些批评很难让人提起干劲。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你是否喜欢云游四方?

年轻时,我特别喜欢到处走动。我经常出国旅行,前往世界各个地方。非洲、亚洲、澳大利亚都有我的足迹。我喜欢结识当地人,并享受在自然环境中生活。久而久之,自然元素便融入了我的艺术创作中,有时我会边旅行边创作。在一次前往北美和中美洲的旅行中,我发现了阿蒂特兰湖......

你的母亲伊丽莎白·怀尔德(1922-2020)是一位知名艺术家,很可惜她于去年去世,她生前一直与你住在一起。能否介绍下你是何时萌生出对于艺术的兴趣,以及母亲对你的影响?

我长大期间,母亲一直在作画,所以我的童年无时无刻没有艺术相伴。我在13岁前一直随母亲住在阿根廷。后来我们搬到了瑞士,在那里我完成了学业。我就读于巴塞尔工艺美术学校,报名参加了绘画班,同时也学习了雕塑、色彩、写作等课程。

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女儿,感觉如何?

我没有感到任何压力。但我们之间并没有过多地谈论我的工作。起初,我会给母亲看我的作品,后来我就不进行这方面的交流了,因为她非常挑剔。但我经常研究她的作品,后来我们主要讨论她的作品。

我可以想象,对你母亲来说,艺术家这个职业富有挑战性。她与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等人关系密切。你的作品似乎更加狂放不羁,你的创作风格是否与她截然不同?

她很强大,但也很固执己见。她很欣慰地看到我能如此自由无拘。她做不到,她的风格更加内敛、更有把控力。我们有时会一起展出自己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亲近感,同时又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创作理念。

我对你的童年很好奇,你是否还保留着早期的绘画作品?

我母亲还留着那些作品,它们并没有多惊艳。小时候,每当我看着母亲在工作室里创作时,我都要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为她做模特,我挺不喜欢这份差事的,但当时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我父亲不希望我从事艺术工作,因为他不认为我可以靠艺术谋生。所以我当时不得不尝试就读商学院,但最后我说服了他,表明我最适合就读巴塞尔工艺美术学校。

能否谈谈你父母之间的关系?

我母亲来自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当纳粹主义开始抬头时,她的父母决定逃往拉丁美洲。他们也对文化艺术非常感兴趣。

由于他们必须横穿大半个欧洲才能抵达荷兰,于是他们决定在离开欧洲之前必须到威尼斯看看。因此,他们计划在那里逗留几天,然后再搭乘最后一艘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货船。他们勉强躲过了当时欧洲正在发生的暴行,并于1939年抵达阿根廷。

我母亲必须努力工作来养家糊口。我外祖父患有眼疾,有段时间失明了。后来,我母亲成为了马德里艺术协会(Círculo de Bellas Artes)阿根廷分会的成员。她曾师从一名来自维也纳的老画家和一名德国画家。后来,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去她的陶器手工培训班。

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美术学院举办了首场个展。我的外祖父母支持且鼓励她这样做。我母亲16岁时开始工作,曾在阿根廷富豪家庭里做过保姆。她早先在维也纳接受过高级家政培训。她还在前南斯拉夫工作过,在那里学习了蒙台梭利教育法。

她是如何认识你父亲的?

我父亲是一名瑞士实业家,有一家工厂,业务做得很好。但在50年代中期,阿根廷总统贝隆开始推行产业国有化,于是父亲决定在1962年收拾行李并搬回到瑞士,那时候我才13岁。

有一次,我母亲向我父亲的工厂提供设计方案,于是他们就认识了。我父亲比母亲年长很多,而且已经有了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与我母亲同龄,另一个比她还大。我母亲基本上介于两代人之间。这种局面对她来说有些尴尬、难以适应。我父母之间的交流不是很好。尽管我父亲很慈爱,但我还是和母亲比较亲近。我父亲有他自己的世界...

采访全文最初发表于“2021年瑞士艺术大奖/梅拉·奥本海姆奖”之《艺术公报》(20217/8),旨在通过对获奖者的采访来更深入地了解其作品。该出版物也可以通过swissart@bak.admin.ch 免费订阅。

(译自英文:中文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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