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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包容和分享權力成為民主的推手

瑞士人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就國家防疫措施進行投票的公民。然而專家批評瑞士民主將移民和身障者人等弱勢人群排除在外。照片中為伯恩一個投票站裡的選民。 Keystone / Peter Klaunzer

兩極分化愈發嚴重、更多的不信任、社會差距越來越大,而凝聚力越來越小:新冠疫情狠狠打擊了民主的各方面。對多樣性顧問Estefania Cuero來說,這反映出的是在瑞士存在已久的根本問題。她和其他專家提出應團結更多的人並分享權力。

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11月23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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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爆發後,許多身分優越的人也在瑞士第一次體會到了失業和禁足的滋味,”多樣化專家Estefania Cuero說。

但對有移民背景或身障者的弱勢族群來說,這就是他們的日常。 “在瑞士這樣一個民主國家,社會上的弱勢族群是被排除在外的,他們會受到特權階級和甚至普通人的排斥,”Cuero說。

Cuero認為,要實現民主的公正就必須團結這些人,此外擁有特權的人也應分享他們的資源。但這位琉森大學的博士研究生認為,瑞士尚未做好準備。

“無人代表這些族群”

Operation Libero的副主席Sanija Ameti也支持Cuero的觀點,該青年團體致力於在瑞士對抗民粹主義、排斥與隔絕。 “在瑞士很多人都缺乏對國家的信任,因為無人為他們或他們的族群發聲,”對此Ameti深有體會,因為這位在波士尼亞出生的法律專家本人就有移民背景。

疫情對民主產生了什麼影響?所有陣營都一致認為:影響是負面的,甚至是威脅性的,它破壞了團結與穩定,而這是各個州相繼加入瑞士並信守承諾的基石--近十年來社會已被撕裂。

Cuero、Ameti和其他專家都認為,瑞士不僅要更公正,還要更具抵抗力。對Cuero來說,團結弱勢族群不僅是一項提案,更是堅定履行各項義務,例如人權公約與反歧視法的推動力。

Cuero說,在瑞士接觸並團結弱勢族群並不需要採取什麼新政策,而是要轉變視角:“制定政策必須從最被忽視的邊緣族群出發,要與他們團結一致、平等相處。”

不平等現象愈演愈烈

然而現實澆了Cuero冷水。這位顧問觀察到疫情之下瑞士變得更不平等了,種族歧視和反猶言論在增多。 “在琉森市如果你沒有瑞士國籍,在封城這種限制嚴格且不穩定的時期領取過社會救濟,那麼移民局馬上就能知道,這很不公平,”Cuero說。

此外,瑞士官方的資訊並未被翻譯成手語,這絕不是因為沒錢。身障者總協會Agile稱瑞士有170萬身障者人,對於一個擁有860萬人口的國家來說,這不是個小數字。

Zofingen國際論壇

今年秋天召開了以 “新冠疫情考驗下的民主”為主題的Zofingen第一屆國際論壇(英)外部链接。作為媒體夥伴,瑞士資訊swissinfo.ch對眾多專家展開了對談和採訪。近百名與會者來自學術界、政界、經濟界、媒體及民間組織。舉辦方為瑞士民主基金會(英)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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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身經歷

兩極分化、挑撥、排斥、分裂、跟踪,這些都是瑞士的國家及國際法專家Sanija Ameti及其家庭在前南斯拉夫戰爭中親身經歷的慘痛遭遇。 90年代時她被迫離開故鄉波士尼亞到瑞士避難。

雖然在這裡Ameti的人身安全得以保障,但她依然感覺被排斥。 “正是這種排斥讓我萌生了在瑞士從政的想法,”她說。

目前她負責歐洲議案的媒體宣傳工作。 Operation Libero組織在聯邦委員會否決框架條約後,依然致力於改善對歐關係,並力圖將議案重新提到瑞士的政治議程上。

前南斯拉夫忽視了警告信號

Ameti特別對兩極分化和分裂提出警告,她認為這是民主最大的威脅。 “當初的南斯拉夫正是因此而開戰,許多人都沒意識到這點,沒有嚴肅對待”。

人民對國家及官方機構缺乏信任也令Ameti憂心,她認為最糟糕的是,有的人從未有過這種信任。

那些不信任國家的人特別容易相信民粹主義的資訊及其簡單的解決方式。因此Ameti提出兩條建議:首先,瑞士議會的一半議員應由抽籤決定;其次,佔瑞士人口四分之一的外國人應在社區享有投票權。

國際專家亦持懷疑態度

著名的德國-以色列政治學家Yascha Mounk對新冠疫情中民主的堅韌程度不抱幻想,“他們的表現比我想像的還差,”這位哈佛大學的教授評價說。自從2018年他的暢銷書《民主的墮落--民粹主義對法治國家的危害》出版以來,他就成為全球民主討論中最富影響力的人物。

“與疫情前相比,民主變得愈發兩極化;有些國家甚至對其他國家及其措施幸災樂禍,這令人難以忍受。” Mounk指的是某些政治人物,他們妄圖對那些防疫政策收效甚微或很晚才顯示出效果的國家指手畫腳。

不誠實的政府才是問題所在

民眾對政府和國家機構萌生了更多的不信任感,這令Mounk擔憂。他認為首要原因不在於假新聞,而在於疫情期間政府和相關機構的溝通策略。

“起初口罩奇缺,政府說口罩會保護醫護人員,但對阻止病毒傳播無效。那麼現在自相矛盾了,人們又怎會相信疫苗有用呢?”他說,“政府一定要透明,要承認錯誤。”

作為學者,Mount認為民主的問題由來已久,並非在疫情期間突然出現,近15年來民主一直在朝著踐踏平民基本權利與自由的專制方向發展。

瑞士變身反疫苗中心

雖然瑞士距離變成專制國家還很遠,但正是這個尊崇革新與科技應用的國家,如今卻淪為西歐反疫苗的高地。其陣營涵蓋各色人等,但有一點卻一致:對政府及議會等國家聯邦機構缺乏信任。

疫苗反對者已成功發起兩次針對《新冠防疫法》的全民公投。他們利用公民否決權反對議會立法,試圖通過兩次公民投票讓防疫措施失去法律依據。

“展開民主攻勢的好時機”

與Cuero、Ameti和Mounk的悲觀預測不同,瑞士新聞界元老Roger de Weck極其樂觀。 “我是徹頭徹尾的樂觀主義者。反啟蒙運動在西方世界日漸式微,在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都是如此。這發出了要大力推進民主的信號,”de Weck說。

但我們的民主社會必須向所有人都敞開大門。和Estefania Cuero一樣,他也認為這取決於特權階級。 “捍衛特權的自由阻擋了其他人爭取權力的自由”。

作為瑞士資訊母公司瑞士廣播電視集團SSR SRG的前任總經理,De Weck認為這釋放出一種信號:是有理有據地質疑權力分配的時候了。

(譯自德語: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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