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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了又走,却把恐惧留下

2021年1月出行限制令下的圣莫里茨,自中世纪以来限制出行就是防疫的一项重要措施。 Keystone / Giancarlo Cattaneo

医学进步让西方世界已然忘却,人类曾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面临着病毒的威胁。此次暴发的新冠疫情让人们记起人类依然是脆弱的。它唤醒了我们久违的畏惧之心,一位医学史学家说。

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12月02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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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来我们的社会深受疫情影响,人们对政府提出的或封城、或接种等措施褒贬不一。

这并不是人类首次面对严重疫情,与以往相比,新冠有什么不同?医学史学家Alain Bosson(英)外部链接对此做出了分析。

瑞士资讯swissinfo.ch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您认为哪次疫情最严重

Alain Bosson:中世纪的黑死病。西欧自6世纪以来,一直都未被黑死病侵扰,但在1347-1351年间,第一场大瘟疫来了。

某些地区黑死病导致了1/3-1/2人口的丧生,直至18世纪,瘟疫一直都断断续续。

瘟疫的流行迫使统治者采取措施。人们渐渐发现,对病人进行隔离、检疫以及限行等措施可以逐步缩小疫情规模,此后再遇疫情时人们也大多采用此法。

对历史学家来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如今我们又观察到,人们对于大流行病的担忧与行为方式依然与以前没什么两样。

许多人都拿新冠与一战末期的西班牙流感相提并论这两者有什么可比之处吗

这两次疫情都是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规模也差不多,但黑死病不同。

例如瑞士在1918-1920年间据估算有1/3甚至1/2的人都染上了西班牙流感,感染率极高,比新冠的传播性强许多。

此外就没什么好比的。西班牙流感更让人恐惧,当时的人们不知所措,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病毒的存在。

起初甚至有人提出这是黑死病的一种。如今我们已很了解新冠病毒,虽然尚有盲点。

最大的不同是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相当高,令不少20-35岁之间的青壮年丧生,而新冠病毒主要攻击的是老年人。

当时的报纸报道了不少案例,都是孩子父母双亡,只能与祖父、外祖父母相依为命。还有一点更让人忧心:它摧毁的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但我们有种感觉,好像与百年前的人相比,现代人更易陷入恐慌。

在我们如今生活的现代或后现代社会里,健康是极其重要的。每家都会为医疗保险付很多钱,相应的对医疗系统的期望也就高了。

20世纪初人类的预期寿命不过45-50岁,而现在已逾80岁。那时的孩子因分娩或儿科疾病等不可控因素,很多都夭折了。

人们普遍有一个心理预期,活到50岁就可以啦,这有些宿命的味道,但当时的人是不避讳死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听凭命运摆布。

弗里堡大学当代史博士、高中历史教师Alain Bosson著作颇丰,他所有的书都与医学史相关,特别是弗里堡州的。其新书介绍了从中世纪开始到旧制度结束前弗里堡的药剂学。 Alain Bosson

西班牙流感实在让人害怕,因为病人死得太痛苦了。

人们非常恐慌,但尚能克制。当代人的反应要激烈得多,这是我们社会的缩影,因为现在人们忌讳谈死。

部分人反对打疫苗,甚至公开表示敌意。从历史上看是一直如此,还是一个新现象呢?

从一开始就有反对的声音。欧洲起初打疫苗是为了防天花,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近百年来吞噬了上千万人的生命。

人们通过种牛痘,也就是这种病的轻微版来免疫。

虽然那时疫苗被看作万能药,但人们还不知道病毒。采用这种方法只是源于好的经验却并未得到科学证实。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疫苗可以激发免疫系统,但这并非毫无风险,19世纪只有勇敢的人才敢于接种疫苗。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研究狂犬疫苗的工作解释了一切、并为现代免疫学扫清了障碍。但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s)在德国首次尝试研发结核疫苗时却失败了,甚至导致病人死亡。

疫苗的历史确实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点至今仍停留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这是难以实施疫苗接种义务的原因吗?

瑞士政府唯一一次尝试实行接种义务是在1879年,联邦要为防疫立法。然而人民发起了全民公投并于1882年以80%的反对率否决了该法,主要就是不同意疫苗接种义务化。

有些州也试过,例如弗里堡曾在1872年5月14日推行过接种义务,但持保留意见的人太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接种了疫苗,该措施很快就取消了。

可以这么说,政府已经对“义务接种疫苗”不抱任何幻想了。因为从古至今疫苗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无论如何都需要得到患者的允许。

但纵观疫苗的历史还是逐渐走向成功的。

确实,二战后小儿麻痹和天花都已被消灭,从历史上看这是非比寻常的成就,是医学的高光时刻。

那时医学奇迹频出,1967年Barnard教授进行了世界上首例心脏移植手术。那是一个为医学高唱凯歌的时代,人们甚至相信医学可以治愈一切。这种想法得到公众的赞同,那时的人们对医学非常信任。

然而随着80年代艾滋病的出现,这种信任感被削弱,人们这才意识到,医学也是有边界的。与此同时各种疗法纷纷回归,它们被看作是更自然的治疗方式。

例如出现了私人产房,产妇不愿再在医院分娩。与此同时对疫苗的不信任感也在攀升,有些人更相信天然医学。

从那时起质疑医生和卫生部门的声音开始多了吗?

是的,直到80年代医生的话都很管用。60年代时人们绝不会想到可以在媒体上质疑专家的意见。普遍来说政府的话是很有威信的。

如今人们似乎认为,所有的科学真理都可以拿出来讨论讨论。就拿疫苗来说,可以简化为“您是否相信疫苗的效果”这样的问题。

与之前相比,不轻信、批判性地看待问题固然很好,但在科学已证明和确立的事实面前,也有人挑起讨论,就会令人生厌,因为他们往往并不具备科学的讨论前提。

(译自德文: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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