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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勾起许多往事

Oskar Zwicky生于1930年9月23日,出生地是乌克兰Odessa附近的前瑞士殖民地。 swissinfo.ch

Oskar Zwicky出生在前瑞士殖民地沙博(Shabo)-今天的乌克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0岁的他不得不和家人一起从那里逃离,他们全家在路上奔波了6年,才终于回到了瑞士。他为我们讲述了那段动荡的日子。

此内容发布于 2022年05月27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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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在清澈的瓦伦湖水面上撒上了一层金光,高耸的山峰斜斜地插入蔚蓝的天空,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见到了Ursi Bigger。我们抵达的时候,她已经在车里等我们了,她的父亲-今年91岁的前瑞士侨民Oskar Zwicky,坐在副驾驶座位上,他用灿烂的笑容迎接我们的到来。

我们驱车顺着山路往上开了大约10分钟,到了圣加仑州的Oberterzen,Zwicky女儿的家。老人走在前面,他拄着一根拐杖,利落地上了二楼,咖啡和蛋糕已经准备好,我们坐下来,Oskar Zwicky开始了他的讲述。

怎样去的沙博

“1822年我的曾祖父Johann Heinrich Zwicky追随他当时的雇主,来自沃韦的Luis Vincent Tardent移民到了沙博。抵达之后,他分到了60公顷的土地和4公顷的葡萄园。在这个瑞士殖民地有很多土地,每座房子之间的距离至少有100米。

我的曾祖父当时28岁,尚未成家。因为那里规定未婚的人不允许耕种土地,所以他虽然拥有土地,但却不能耕作。但他很懂种植,所以他去给敖德萨州长Kroupensky家做私人园丁。

后来他去了克里米亚的Zürichtal,该地区的另一个瑞士殖民地。他帮助那里的农民在葡萄园和果园里干活。也是在克里米亚,他遇到了他的德国妻子,他们生了四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就是我的祖父。

在Zürichtal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全家搬回了沙博,因为已经结婚,所以可以自己种地了。这里以前属于贝沙拉比亚,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我也生在这里。在殖民地大约有900名瑞士人,而德国人则有几十万。

在瑞士殖民地的生活

在沙博,我们讲瑞士德语,那里有一种方言是瑞士德语、标准德语及其他语言(如法语)的混合体。早上,我们在学校讲俄语或罗马尼亚语-这要看当时谁占领了这块土地。我记得很清楚,在上学的前三年,我们上午讲罗马尼亚语,下午讲德语。

节假日,沙博殖民地的教堂可以悬挂瑞士国旗。(摄于1922年) DR

在节假日,我们允许在教堂挂上瑞士国旗,但只能在教堂。在我们自家房子里,我们必须挂上占领贝沙拉比亚的国家的旗帜。我们总会有一位来自瑞士的牧师,他必须会讲德语和法语。

除了糖、盐或鱼,我们有时候要出去买,其他食物我们基本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我们有足够的蔬菜,甚至牛和猪都能吃上蔬菜。我对殖民地的生活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

瑞士已满

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平静。但后来德国人决定:“我们要把这里的所有人都带走”。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跟着殖民地的德国人一起离开。1940年6月一天的中午左右,我们启程了。现在乌克兰的战争又勾起了许多往事,一切再次被摧毁,令人很难过。

我们赶着马车,我的父亲、母亲、同父异母的哥哥、三个弟弟妹妹和我,向Galatz(罗马尼亚)出发。我当时10岁,是在我同父异母的哥哥之后最大的孩子。一艘又一艘的船将人们从多瑙河上运送到Semlin(前南斯拉夫),也包括我们。在集中营待了一周后,我们搭火车去了捷克共和国,在那里逗留了一年,一个妹妹在那里出生。

从黑海到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家在路上走了六年,直到他们最终被允许进入瑞士。 swissinfo.ch

在一个空的工厂大楼里我们找到了暂住的地方,我们有食物,可以去上学。父亲要去和其他男人一起干活,因为哪里也不能白住。但一切都为我们安排得很好。

瑞士办事处告诉我们:“等战争结束后,你们就可以回来了。现在瑞士入境名额已满,我们不会放任何人进来。”所以我们真的要等到战争结束,我们的前辈一直不断地延长我们的瑞士身份证,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拎起箱子,拿着护照回家了。

在沙博的900名瑞士人中,最多只有10人马上回到了瑞士,其他人都不得不等待并听任德国人把我们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日子长达6年。我们这些从沙博出来的瑞士人基本能被安排在一起,我们也说好,如果不得不分开,那么战争结束后,在Klagenfurt见,我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总是有足够的吃的

Oskar Zwicky(最左)与其他家庭成员在过去的捷克斯洛伐克合影留念。 Ursi Bigger

在历经多年的归途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旅途而不是逃难-我的母亲最重视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食物-尤其是在紧急时刻-这种情况果然出现过好几次,但我们都有足够的食物。所以,在我们允许携带的唯一的一件大行李箱中,装的不是衣服,而是食物。

但是我们从未陷入过真正的困境,不像现在在乌克兰看到的这种情况,我们真的很幸运。

在捷克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德国人把我们转移到了斯洛文尼亚,我们在这里待了三年,一个弟弟在这里出生,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死于阑尾炎。1945年,德国人把我们带到了奥地利的Klagenfurt。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终于可以申请瑞士护照了。

整整6年,我们全家都处于紧张状态。我们不知道,下一站去哪里?我们会受欢迎吗?沙博已经回不去了-俄国人在那里,我们有可能会被驱逐到西伯利亚。

我们在Klagenfurt认识了一位瑞士皮革商,他通知瑞士官方这里有很多瑞士人,在他的组织下,我们也能收到“瑞士侨民包裹",里面有饼干和巧克力。

我们等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收到所有证件:那一天是1946年6月12日,在此期间,另一个弟弟出生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了归程。我们被装进一辆牛车里装上火车运往瑞士。

那里无法生活

那天早上9点我们抵达St. Margrethen,随后是一个月的隔离。然后我们被运到日内瓦湖畔一个名叫Le Mont-Pélerin的酒店里。我的父亲和叔叔在我们位于圣加仑州的祖籍村子Obstalden登了记。但他们两个在去看了这个地方后,却一点也不开心。

“那里根本无法生活,在那座山上,什么都不会生长,”两位“平原农民”这么说,他们想去巴塞尔。但我母亲和婶娘却不同意,所以他们一起又去了一趟Obstalden,两位女性喜欢这里,她们说:“这里什么都能生长,果树、蔬菜……你们别这么倔!”

所以我们来到了Obstalden,就在9月23日我16岁生日那一天,村里为我们准备了热气腾腾的猪肉肠和空心粉。我们在村里一直被看作是俄罗斯人,20年后还是如此。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我父亲很快就不再需要社会救济而独立养活我们。他在一家造纸厂找到了工作。在瑞士,我们又添了3个弟弟妹妹。

命运打击

在返回瑞士家乡的那些年里,我也时而上了一些学,但显然学业是被耽误了,那时候老师们都上了战场,所以教我们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男人。

回到瑞士,我很想去上学,但16岁已经太大了,后来我当了一个机械师学徒,几年后,我通过了结业考试。学习上我遇到很多困难,但最后我还是闯过来了。

1952年我与妻子结婚,我们有四个孩子,一栋房子和我们自己的床上用品商店。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但是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25岁和26岁的时候死去了。他们在一次流感被误诊后肾脏受损,而医生矢口否认他治疗过我们的孩子。我的妻子照顾了7年两个生病的孩子,透析、移植-都没用,那曾是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时期。

两年前,我的妻子在88岁时去世了。我现在已经91岁了,在结婚68年后,我变成独自一人,生活在一个金色的鸟笼里。但是,我很感恩,能活这么长是上天的一份礼物。我定期与我的兄弟姐妹们见面,11个兄弟姐妹中现在还有8人健在,我还有六个孙辈和四个重孙。养老院里的生活一切都很好,几乎太好了,好得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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